鳳凰財經 ︳201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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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12月4日，北京京金茂萬麗大酒店，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舉行“2016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暨第二屆思想中國論壇。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決定授予錢穎一和許成鋼兩位教授“2016中國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在下午舉行的“思想中國”論壇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宋錚發表了“投資、錯配與中國經濟增長：挑戰與機遇”的主旨演講。他首先解釋了1978年-20028年前三十年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原因。前三十年地方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和介入造就了有中國特色的顆粒狀的中國經濟，搞經濟的有大量的省隊、市隊、縣隊、鄉隊，這些經濟體規模很大，非常活躍，不僅有國有經濟，而且大量是在地方政府的幫助和介入下的民營經濟、非國有經濟同樣非常活躍，導致的結果是在宏觀層面上中國過去30年的特徵是高投資、高增長。
但自2008年來，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前三十年，投資率高的地方經濟增長率就高，兩者正相關。過去6、7年裡相關性消失了，經濟增長率下來了。2014年的資料，最基本的規律消失了，不僅沒有正相關，反而是負相關。他指出，宏觀和微觀的證據都指向中國今天的宏觀經濟和前30年的宏觀經濟有顯著的不同。30年改革以來的問題在今天又重複出現了。
他表示，“這個事件的開始，我們感覺是4萬億”。4萬億在西方很多經濟學者叫做財政政策，其實中國人都知道這不是財政政策，它的背後是金融控制的放鬆。原來地方政府不能借錢，現在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能借錢了，金融控制的放鬆導致的結果是表面上2010年我們要放出去4萬億，結果放了40萬億，而且這些錢沒有去邊際回報比較高的地方，而且去了邊際回報比較低的地方。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各種各樣扭曲的環境下，放鬆金融控制不一定是好事情。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呢？從過去30年的“顆粒狀”的經濟變成了“大塊頭”的經濟。大塊頭有比較笨重的意思，比較蠢的意思。“大塊頭”經濟的出現的背後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開始結合起來，30年前軟預算約束在那裡，通過把軟約束硬化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是4萬億的出臺由於種種原因又再一次把預算軟約束的問題放出來，歸根到底現在的問題又是30年的老問題，只不過以新的方式出現了。這個危險在哪裡呢？地方政府、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打成一片，導致的結果是“大塊頭”，一投資就是體量大，差異小。
他表示，最近開始說，國有企業做事是跟黨走，聽政府話，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是放在第三位。跟黨走，聽政府話，大家投資都會投一個地方。“大塊頭”經濟30年前就有了，重複建設就是大塊頭經濟，並不儘然，以前沒那麼大，現在塊頭大的不得了，導致了產能過剩，都是大塊頭經濟導致的。投資投到哪裡實體的價值就會下來。投資資產方面，資產價格上漲，波動加大。最嚴重的是個體風險直接導致系統風險。
在演講的最後，他表示，“很多學者特別是國外學者都在說要總結中國的經驗，中國的學者也希望總結前30年前的經驗，幫助我們解決現在的困境。我特別想說的是，前30年我們取得了很多的成績，但是前30年取得的很多的成績的經驗往往不一定能夠直接用到現在的情況，恰恰是前3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好是現在特別需要關注的焦點。”
以下為演講實錄：
投資、錯配與中國經濟增長：挑戰與機遇
宋錚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首先，感謝這次活動的舉辦放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讓我站在這裡跟各位師長和同仁講一講我這幾年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思考，這些思考基本上是基於我和我的合作者們過去這些年來一系列的研究。
前30年中國改革開放，到200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這段經濟增長創造了很多的成績，從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視角來看這個現象，他們對這個現象往往會有一些困惑。
大概有兩個層面上的問題：一是事實上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都比較弱，中國前30年的經濟增長如此強勁和持久，不說是獨一無二，也是鳳毛麟角，問題是為什麼。二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從西方的視角來講，往往是不夠完美，為什麼在經濟制度還有很多缺陷的土地上能創造出這麼強勁的增長呢？為了解決這一系列的困惑，中國的經濟學家和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在過去的十年、二十年裡做各種各樣的嘗試，最有代表性的是今天兩位獲獎教授的研究。
在制度方面的探索還有很多，我們的視角是從普惠和特惠的視角講中國經濟特殊的地方。我是做宏觀經濟學研究，我從我的特長來談一談我對中國經濟增長這個題目的理解，如果把制度問題搞清楚以後，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表現，大概可以把中國的宏觀經濟看成是一個顆粒狀的經濟，以前講宏觀經濟，企業和個體都是原子結構，最近十年國際貿易裡面有一種說法，說經濟不再是原子結構而是顆粒結構，你只要把握住經濟當中幾百家大的企業，就把經濟搞清楚了。我感覺，在中國這樣一個制度環境下，不管從怎麼樣的視角講中國的制度，離不開地方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和介入。地方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和介入造就了有中國特色的顆粒狀的中國經濟，搞經濟的有大量的省隊、市隊、縣隊、鄉隊，這些經濟體規模很大，非常活躍，不僅有國有經濟，而且大量是在地方政府的幫助和介入下的民營經濟、非國有經濟同樣非常活躍，導致的結果是在宏觀層面上中國過去30年的特徵是高投資、高增長，在微觀層面上研究中國有兩個主線，一個是制度從激勵角度看中國，還有一個從資源配置角度看中國。大量微觀的資料告訴我們，過去30年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不僅在宏觀層面上有高增長，在微觀層面上資源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改進。
看一下資料，圖上這是160多個國家的可比資料，從1990—2010年。宏觀經濟學彼此之間的觀點通常非常鮮明，很難達成共識，有一點基本上是每個人都同意的，就是高投資一般會有高增長。圖上黑色的直線告訴我們，投資多少大概可以知道經濟增長的底線在哪裡。這160多個國家，大概只有個位數的國家是高投資但是低增長，是低於這條底線的。中國在過去的30年裡面做的相當不錯，圖上紅色的點是中國，中國不僅是高投資高增長，而且是明顯高於底線，說明中國的投資效率在這30年裡面非常不錯，這呼應了2006年白老師、錢老師他們寫的文章，關於中國資本回報率的測算，在前30年裡中國的子報回報率不僅高，而且高的很持久。
從微觀角度來講，最近一大批微觀資料也揭示了前30年中國的宏觀經濟，不管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都做的不錯。看一下左圖上的對比，印度這個企業基本上沒有成長，不管在這個經濟體持久多少年，大小跟剛進入的時候的大小差不多，美國的環境比較有活力，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企業的規模也在迅速的上升，企業年齡從10—15歲，大小是剛進入企業的1倍以上，墨西哥是在美國和印度之間。看一下中國前30年的情況，用2007年中國的工業企業資料做一個相互對應的研究。右邊的圖，中國民營企業成長遠遠好于印度民營企業的成長，隨著比不上美國，但是也相差不遠。另外一個指標是資源配置效率，過去十年裡經濟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文獻是關於錯配，因為有大量的豐富的微觀企業資料的出現，導致我們可以用一些統計的方法來測量經濟體裡面錯配的程度有多少。主要的測量程度是看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邊際產出有多少差異，理想的經濟體裡，每個企業的邊際產出都是一樣的，這個整個經濟的產出是最大的。
看中國企業的資料庫，邊際勞動產出的差異和邊際資本產出的差異。從1998—2007年大趨勢是往下走，下降的幅度蠻大，說明資本和勞動之間在企業的配置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概十年裡對產出的貢獻有10—20%。
看一下最近幾年的情況，今天上午吳老師說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嚴峻的挑戰。從我們自己的研究角度來看，這個研究的挑戰在哪裡？從左邊圖看起，這幅圖大家很熟悉，橘色線是GDP的增長率，藍色線是投資率，宏觀經濟學家有一個共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就高，這在中國前30年很明顯的情況，這兩條線是正相關的。過去6、7年裡相關性消失了，經濟增長率下來了。不僅從整體的資料上可以看到這一點，從省市的資料上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右圖上有兩幅小圖，左圖橫坐標是地市級的投資率，縱坐標是地市級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到，10年前投資率高的地方經濟增長率就高，讓人非常擔心的是圖上2014年的資料，最基本的規律消失了，不僅沒有正相關，反而是負相關。如果測算中國總體的資本邊際產出的話，最近幾年總體資本邊際產出下降的非常厲害。
微觀層面也有很多證據證明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和以前蠻不一樣。在2007年進入市場10歲的企業規模是新進入企業的1.6—2倍的話，現在大小的差異迅速的縮小，中國變得不像美國，而是中國變得像印度。
資源配置效率，過去的7、8年也跟以前的10年、20年的情況非常不同。2007年之前的結果是資源配置效率在工業企業中效率在改善，如果用最新的2011—2013年工業企業資料來看，勞動邊際產出和勞動資本產出在企業間的差異迅速上升，甚至抵銷掉了前10年改進的成績。折算成福利損失的話，過去幾年有20—30%的損失。是什麼導致邊際資本產出和邊際勞動產出在企業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呢？主要是資源在向邊際產出比較低的企業流動，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資源向邊際產出比較高的企業流動，也會導致差異的擴大，但其實是相反的，資本和勞動在向大企業，在向邊際產出比較低的企業流動。
問題是這些投資到底到哪裡去了？有高的投資，低的效率，追根溯源看看錢跑到哪裡去了？
要引用我跟白老師在過去幾個月裡面做的研究，我們計算了地方發債的融資平臺，到底結了多少錢，債務是多少？做一個很簡單的資料加總，根據測算，把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總額做一個簡單的加總，2007、2008年的債務總額大概是7—8萬億，現在是47萬億、48萬億，這個數字要遠遠超過財政部公佈的地方政府的負債規模。這是一個資金的流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還有一個資金的流向是往上市公司流動，最近幾年有一個熱門的話題是中國企業的杠杆率很高，其實中國絕大多數企業杠杆率都不高。看一下工業企業的資料，平均中國工業企業負債和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是50%，這個數字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高，負債和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的數字在下降，中國的工業企業平均的負債在減少。為什麼這跟大家的直觀感覺不一樣呢？因為大企業的負債在迅速的上升，上市公司在2008年、2009年之前負債和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在下降，但是在2008、2009年之後迅速的上升，如果比例是50%的話，上市公司的比例就是100%。不僅是上市的工業企業，上市的服務業企業也是這樣。
大家看了這麼多事實，宏觀和微觀的證據都指向中國今天的宏觀經濟和前30年的宏觀經濟有顯著的不同。為什麼？我們自己有解釋，這個解釋跟錢老師和許老師講的緊密相關，就是說30年改革以來的問題在今天又重複出現了。這個事件的開始，我們感覺是4萬億，4萬億在西方很多經濟學者叫做財政政策，其實中國人都知道這不是財政政策，它的背後是金融控制的放鬆。原來地方政府不能借錢，現在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能借錢了，金融控制的放鬆導致的結果是表面上2010年我們要放出去4萬億，結果放了40萬億，而且這些錢沒有去邊際回報比較高的地方，而且去了邊際回報比較低的地方。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放水”？從實踐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地方政府原來有一些資產沒有顯性化，現在把土地注入了融資平臺，所謂以市場的價格標價，推動了地方融資平臺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中國的地方融資平臺不僅是債務端的擴張，剛才講了中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現在有40多萬億，如果看資產端的話擴張的更快，資產是70萬億，資產端的擴張為什麼這麼快？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隱性資產的顯性化。由於過去幾年，土地和房價的上升，進一步推動了地方融資平臺國有大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擴張，這是背後的主要推手。
如果你要看這個東西對福利的影響，放鬆金融控制是好事情，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各種各樣扭曲的環境下，放鬆金融控制不一定是好事情。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呢？從過去30年的“顆粒狀”的經濟變成了“大塊頭”的經濟。大塊頭有比較笨重的意思，比較蠢的意思。“大塊頭”經濟的出現的背後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開始結合起來，30年前軟預算約束在那裡，通過把軟約束硬化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是4萬億的出臺由於種種原因又再一次把預算軟約束的問題放出來，歸根到底現在的問題又是30年的老問題，只不過以新的方式出現了。這個危險在哪裡呢？地方政府、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打成一片，導致的結果是“大塊頭”，一投資就是體量大，差異小。我聽到這樣一個說法，國有企業做事是跟黨走，聽政府話，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是放在第三位。跟黨走，聽政府話，大家投資都會投一個地方。“大塊頭”經濟30年前就有了，重複建設就是大塊頭經濟，並不儘然，以前沒那麼大，現在塊頭大的不得了，導致了產能過剩，都是大塊頭經濟導致的。投資投到哪裡實體的價值就會下來。投資資產方面，資產價格上漲，波動加大。最嚴重的是個體風險直接導致系統風險。
中國經濟的很大特點是國家能力強大，不僅國家強大，地方政府也很強大。有一個沒有被很好研究，但是有可能是中國經濟未來很好的增長點，就是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和產業調整。這個東西好像談了很多，但是缺少嚴肅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國高等教育在過去十年、二十年裡增長非常快，高校的招生人數20年前少於100萬，現在每年是700萬，粗粗計算了一下，這700萬當中超過1/3是理工科的專業，也就是說每年在培養大概200—300萬的工程師，10年就是2000—3000萬，這個數字對於全球經濟的格局，對國際貿易的格局會有深遠的影響。中國的電腦通訊產業，占整個製造業出口的比重，20年前大概是15%，現在是40%。其實轉型已經開始了，怎麼測算現在的工程師和美國的工程師的人力資本、勞動生產力的差別，兩、三千工程師的出現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都值得大家去研究。
從需求方面，往往在大塊頭經濟下面，政府讓你往東走，你最好想一想是不是應該往西走。什麼意思？清華團隊做了一個研究很有意思，圖上橘色的線是中國建築業的勞工比例，建築業從業人員占整個中國城鎮從業人口的比例，這個比例上升的非常快，從幾年前的8%到現在的16%，短短幾年裡面翻了一倍。這背後造成的結果是市場對於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迅速拉升，反而是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在相對減少，帶來的結果是大學生工資跟高中生的工資的差別在下降，這個轉捩點恰好跟我們說08、09年經濟的分水嶺契合。“大塊頭經濟”下有很多的機遇，主要是我們能否把握住。
從另外一個視角講一下中國經濟的增長機遇。中國經濟增長的主線是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在過去二、三十年已經改善了很多，比如說國有非工業部門資源配置的扭曲，農村和城市資源配置的扭曲，出口部門和非出口部門資源配置的扭曲，很大程度上都已經獲得改善了，現在資源配置的扭曲是不是還能夠為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潛在的動力呢？我們發現，其實潛在動力還有很多，比如說一個角度是服務業，中國的服務業如果準確的估算，中國的服務業是一百多個國家中最小的。造成中國的服務業相對偏小的原因有很多，我們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越大壟斷利潤會越高，但是占整個經濟最主要的60、70%的產出的大企業的服務業壟斷利潤比製造業高很多，如果能改革這些行業，降低進入壁壘，減少退出摩擦的話，可以把中國的服務業提高3—5%，總的產出水準可以增加10%，特別是在房地產、零售、批發行業是改革潛力特別大的服務業。
還有一種誤解是說製造業是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的。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件事。事實上，我們拿清華大學財稅所收集的服務業和製造業固定資本和勞動從業人數的比例來看，中國絕大多數的服務業資本密集程度都要比製造業高，比如說中國相對於美國來講，發展比較滯後的服務業，資訊產業、金融業、衛生和文化體育、娛樂業，所有的服務行業資本密集程度都不比製造業低。也就是說，發展這些行業不見得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事實上還可能會拉動投資率，而且可以使得行業間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我們專門調查過300—400家鞋子的生產廠商，發現如果你要在國內市場打開銷售管道的話，資本投入，特別是零售資本的投入非常重要，建立門店、建立品牌，並不是說建立服務業就是輕資本、重勞動，恰好相反，很有可能發展服務業也可以拉動投資率，拉動經濟增長。
最後講一講大家都很關心的科技創新的潛力。中國的R&D的投入占全世界的比重不低，中國一直在追趕高收入國家。從全世界經驗看，技術越高，越靠近技術邊界的國家，R&D投入的比例越高。中國給定這個邊界的技術屬於R&D的投入蠻高。那麼效率怎麼樣？效率非常堪憂，這恰好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臺灣的情況和全世界各國的企業資料高度一致，也跟跨國的經驗高度一致，也就是說企業或者一個國家生產效率越高越有可能做R&D，因為這個時候學習的可能性越小。在中國這個現象是不存在的，中國的現象是不管技術水準有多高，都在這個技術水準有很多企業不停地忙著R&D的投入。效果怎麼樣呢？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做不做R&D，特別是對於技術邊界上的企業作用非常大，技術的年均增長率差異可以達到20個百分點。中國做R&D的企業跟不做R&D的企業差別很小，在邊界上的差別只有2—3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如果你能夠改進R&D的配置效率的話，對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非常大，這又回到了預算軟約束和創新技能的關係。
很多學者特別是國外學者都在說要總結中國的經驗，中國的學者也希望總結前30年前的經驗，幫助我們解決現在的困境。我特別想說的是，前30年我們取得了很多的成績，但是前30年取得的很多的成績的經驗往往不一定能夠直接用到現在的情況，恰恰是前3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好是現在特別需要關注的焦點。
重複一句老話，道路是艱難的，前途是光明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