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Tsinghua 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y 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經濟聯合研究中心 - 宋錚:理解中國經濟工作:不是裙帶資本主義,是特惠制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Tsinghua University <br/>Joint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y 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經濟聯合研究中心

觀察者網 ︳2015-07-14

http://www.guancha.cn/SongZheng/2015_07_14_326730.shtml

 

1986年的巴山輪宏觀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因其對中國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而留名,更以提攜青年學者著稱。那次會議上的很多青年學者在未來紛紛走上重要經濟工作崗位。2015628日開始的新巴山輪會議,也讓一些新的青年學人嶄露頭角。與過去相比,這次會議似乎更重視有留學經驗和國際金融業從業經驗的青年學人。70後學者宋錚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他在聽了其他學者的發言之後,表示臨時改變了發言議題,決定談一談中國政府和市場環境中的非正規制度(現場有年長學者稱這個叫走後門”——觀察者注)。以下是經觀察者網整理的發言全文。

參加會議兩天,昨天我突然感覺我應該講這個問題,這個題目跟大家這幾天討論的議題都有緊密的相關性。這個研究是我跟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合作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麼有特殊性,為什麼在全世界範圍內有特殊性,在座的每一位都理解,但是要讓世界上各位學者理解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比如在芝加哥大學有位經濟學泰斗說,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他說比較窮的國家就是發展快,這就是經濟學定論。

我們可以從好幾個方面來說,這個觀點至少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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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表把全世界大概150160個有高品質經濟資料的國家分成五個梯隊,每一個梯隊裡面都有約30個經濟體。每一行表示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絕大部分國家在原地踏步,很少有國家出現跨越式增長,有兩個國家和地區從第三梯隊跳到第一梯隊,韓國和臺灣。中國從最落後的第五梯隊跨越式地增長到第三梯隊。

從這個意義上講,首先明確: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什麼特殊性?一般的理論判斷窮的國家增長快,所以窮的國家收入會慢慢向富的國家靠攏,但至少在過去40年的世界格局中這個現象沒有出現,第一梯隊和第五梯隊40年前的差別大概是26倍,今天的差別在40倍以上。中國是很少數能夠從非常低的水準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追趕的發展中國家。

過去40年增長最快的不是中國,還有一個經濟體增長速度比中國還快,從第五梯隊跳到第二梯隊。這是赤道幾內亞,這個國家經濟增長基本靠石油。它和中國的增長最大不同在哪裡?到現在,經過40年的快速增長,它的人均GDP已經非常接近發達國家,在三萬美元以上——中國還是一萬美元——但是70%的人口在貧困線以下,每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國的人均收入倒過來,之前30年是80%人在貧困線以下,現在不到30%。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實現了讓大多數的老百姓擺脫貧困,這是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做不到的。

中國的經濟制度有何特殊之處?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特別是西方的經濟學角度來講,似乎中國經濟制度沒有什麼特別驕傲的地方。比如說一個簡單的例子,世界銀行最近幾年一直在推廣一個調查結果,叫Doing Business Indicator,即一個國家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力消耗程度。中國排位在100位左右,跟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差不多的,沒有突出表現。如果看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創業指標,也不是說高科技的創業,就是開一家店的容易程度。這個方面中國排名很糟糕,幾乎墊底。跟中國排名差不多的鄰居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過去40年人均GDP80%一路下降到20%,中國正好相反,從2%一路上升到20%。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經濟制度看上去反而沒有經濟成就來的讓人印象深刻?

我們想想,世界銀行的指標到底是怎麼制定的?一個很重要的衡量創業難易程度的因素,是看你在這個國家大概要走多少程式才能領到執照,才能開辦企業。他們算下來,根據公開的法律法規檔,中國大概要走1314道程式,一般國家是走6道,這是導致中國排名很低的原因。問題來了,如果你和很多在中國有實際從商經驗的企業家聊,他們會告訴你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豐田老總如果來中國做生意,他不會覺得困難程度跟委內瑞拉是一樣的。到底差別在哪裡?中國特殊性在哪裡?我們在研究裡提出,中國正式的、寫在紙上的經濟制度,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中國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非正式、非正規的經濟制度,有它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普惠和特惠制度。

所謂普惠制度,我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制度、良好的運行環節,不管是誰到這裡來,都可以獲得一樣對待。華盛頓共識背後就是普惠制度。普惠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建一個好的普惠制度,這是非常困難的。制度建設是要花很長時間做的,改革、推進有很多困難。這也是為什麼往往西方經驗到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玩不轉,水土不服。

過去三十年裡,中國不知不覺中在走一條特惠制度道路。這個制度不是寫在紙上、法規上,而是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特惠制度。

比如說一個普通的、沒有任何背景的人到中國來創業,他會感到很恐慌,不知道怎麼面對這13道程式。但是如果你在中國認識一個正確的人,這個人能夠讓政府相信投資是有價值的,那麼所有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包括土地的配置、資本配置、行政資源的分配等,這些東西在中國都可以從特惠制度的角度來理解。

這個特惠制度,怎麼讓西方的朋友們理解呢?是說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這在中西方語言裡面都有貶義成分,一提到大家都會想到負面作用。為什麼呢?因為往往在這個語境中大家都會想,如果在美國或者歐洲出現了特惠制度會出現什麼後果。但是大家很少想,在一個政治經濟制度還不那麼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家要發展經濟,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事情。你是要推廣、改進普惠制度呢,還是走一條間接的道路,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我們整個研究最初的起因。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麼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這樣的現象,而且大家看到的往往是負面作用。接下來我們簡單講一下中國特色在哪裡,為什麼在大多數國家玩不轉,反而在中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要說特惠制度,你首先要有資源,你要拿資源給你願意支援的對象。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得天獨厚,他掌握的資源是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相比擬的,這是特惠制度在中國成功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之一。

第二點,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掌控很多資源,計劃經濟時期掌握的資源說不定比現在還大,當然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差異,但是另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我們認為是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一方面,他們掌握了很多資源,另一方面,有一些還沒有被我們完全認識清楚的激勵機制,讓他們來調配資源。計劃經濟時代就沒有激勵機制,這個激勵機制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還在研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就不展開了。

第三點也是中國特殊的地方,中國不是中央政府在做這樣的事情,是由好多地方政府在做。這確保了特惠制度覆蓋面很大,不是只有幾十家或者幾百家,而是幾千家甚至幾萬家企業可以從中獲益。

接下來,資源向誰傾斜,到底是誰在特惠制度中獲得了特別的好處?我不多展開,這是我們做的資料比較。中國跟所有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是,公司層面資金運行成本,一般發展中國家規模越大的企業資金運行成本越高,而中國正好相反。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經營成本確實比私營企業低,但是私營企業隨著勞動力規模增加,運行成本在下降,這是全球範圍內到目前為止發現的獨一無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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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很多一系列的證據,我沒有辦法展開,最後講一下制度的局限性和將來可能改變的方向。中國的特惠制度是錦上添花的制度,不是抽肥補瘦的制度。勞動力占比偏低,消費率偏低,都是消費特惠制度帶來的問題。產能過剩本質上來講是退出機制不合理的問題,經濟增長和官員利益之間的關聯程度太高了,特別是短期經濟增長和官員各種利益之間的關聯太高了,導致退出機制出現問題。

還有未來資源向誰傾斜,過去20年推行特惠制度比較容易,因為操作空間很大。一方面資金成本比較低,另一方面資本的邊際回報很高。右邊這幅圖是2004-2013年中國總體資本回報率,2004年之前中國總體資本回報率長期穩定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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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多閒置資源不管調配給誰,往往成功概率非常大。過去十年資本回報率下降非常快,目前已經下降到10%以下了。現在中國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資金運行成本也很高,接近7%。這個時候,挑選誰來給予特惠,資源向誰傾斜,這個時候風險會大很多。所以,特惠制度有它的歷史局限性。

將來選擇什麼,無非就是,我們是繼續走這條路,還是慢慢向普惠制度轉變,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我不想過多地討論。不管往哪裡走,這兩個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之間是互補的關係,政府掌控資源的大小和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如果要改就要兩個都要改,或者兩個都不改,最壞結果就是你改其中一條腿,不改另外一條腿。

時間已經到了,我就講這些。

觀察者網 ︳2015-07-14

http://www.guancha.cn/SongZheng/2015_07_14_326730.shtml

 

1986年的巴山輪宏觀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因其對中國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而留名,更以提攜青年學者著稱。那次會議上的很多青年學者在未來紛紛走上重要經濟工作崗位。2015628日開始的新巴山輪會議,也讓一些新的青年學人嶄露頭角。與過去相比,這次會議似乎更重視有留學經驗和國際金融業從業經驗的青年學人。70後學者宋錚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他在聽了其他學者的發言之後,表示臨時改變了發言議題,決定談一談中國政府和市場環境中的非正規制度(現場有年長學者稱這個叫走後門”——觀察者注)。以下是經觀察者網整理的發言全文。

參加會議兩天,昨天我突然感覺我應該講這個問題,這個題目跟大家這幾天討論的議題都有緊密的相關性。這個研究是我跟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合作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麼有特殊性,為什麼在全世界範圍內有特殊性,在座的每一位都理解,但是要讓世界上各位學者理解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比如在芝加哥大學有位經濟學泰斗說,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他說比較窮的國家就是發展快,這就是經濟學定論。

我們可以從好幾個方面來說,這個觀點至少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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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表把全世界大概150160個有高品質經濟資料的國家分成五個梯隊,每一個梯隊裡面都有約30個經濟體。每一行表示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絕大部分國家在原地踏步,很少有國家出現跨越式增長,有兩個國家和地區從第三梯隊跳到第一梯隊,韓國和臺灣。中國從最落後的第五梯隊跨越式地增長到第三梯隊。

從這個意義上講,首先明確: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什麼特殊性?一般的理論判斷窮的國家增長快,所以窮的國家收入會慢慢向富的國家靠攏,但至少在過去40年的世界格局中這個現象沒有出現,第一梯隊和第五梯隊40年前的差別大概是26倍,今天的差別在40倍以上。中國是很少數能夠從非常低的水準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追趕的發展中國家。

過去40年增長最快的不是中國,還有一個經濟體增長速度比中國還快,從第五梯隊跳到第二梯隊。這是赤道幾內亞,這個國家經濟增長基本靠石油。它和中國的增長最大不同在哪裡?到現在,經過40年的快速增長,它的人均GDP已經非常接近發達國家,在三萬美元以上——中國還是一萬美元——但是70%的人口在貧困線以下,每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國的人均收入倒過來,之前30年是80%人在貧困線以下,現在不到30%。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實現了讓大多數的老百姓擺脫貧困,這是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做不到的。

中國的經濟制度有何特殊之處?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特別是西方的經濟學角度來講,似乎中國經濟制度沒有什麼特別驕傲的地方。比如說一個簡單的例子,世界銀行最近幾年一直在推廣一個調查結果,叫Doing Business Indicator,即一個國家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力消耗程度。中國排位在100位左右,跟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差不多的,沒有突出表現。如果看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創業指標,也不是說高科技的創業,就是開一家店的容易程度。這個方面中國排名很糟糕,幾乎墊底。跟中國排名差不多的鄰居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過去40年人均GDP80%一路下降到20%,中國正好相反,從2%一路上升到20%。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經濟制度看上去反而沒有經濟成就來的讓人印象深刻?

我們想想,世界銀行的指標到底是怎麼制定的?一個很重要的衡量創業難易程度的因素,是看你在這個國家大概要走多少程式才能領到執照,才能開辦企業。他們算下來,根據公開的法律法規檔,中國大概要走1314道程式,一般國家是走6道,這是導致中國排名很低的原因。問題來了,如果你和很多在中國有實際從商經驗的企業家聊,他們會告訴你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豐田老總如果來中國做生意,他不會覺得困難程度跟委內瑞拉是一樣的。到底差別在哪裡?中國特殊性在哪裡?我們在研究裡提出,中國正式的、寫在紙上的經濟制度,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中國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非正式、非正規的經濟制度,有它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普惠和特惠制度。

所謂普惠制度,我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制度、良好的運行環節,不管是誰到這裡來,都可以獲得一樣對待。華盛頓共識背後就是普惠制度。普惠制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建一個好的普惠制度,這是非常困難的。制度建設是要花很長時間做的,改革、推進有很多困難。這也是為什麼往往西方經驗到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玩不轉,水土不服。

過去三十年裡,中國不知不覺中在走一條特惠制度道路。這個制度不是寫在紙上、法規上,而是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特惠制度。

比如說一個普通的、沒有任何背景的人到中國來創業,他會感到很恐慌,不知道怎麼面對這13道程式。但是如果你在中國認識一個正確的人,這個人能夠讓政府相信投資是有價值的,那麼所有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包括土地的配置、資本配置、行政資源的分配等,這些東西在中國都可以從特惠制度的角度來理解。

這個特惠制度,怎麼讓西方的朋友們理解呢?是說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這在中西方語言裡面都有貶義成分,一提到大家都會想到負面作用。為什麼呢?因為往往在這個語境中大家都會想,如果在美國或者歐洲出現了特惠制度會出現什麼後果。但是大家很少想,在一個政治經濟制度還不那麼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家要發展經濟,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事情。你是要推廣、改進普惠制度呢,還是走一條間接的道路,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我們整個研究最初的起因。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麼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這樣的現象,而且大家看到的往往是負面作用。接下來我們簡單講一下中國特色在哪裡,為什麼在大多數國家玩不轉,反而在中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要說特惠制度,你首先要有資源,你要拿資源給你願意支援的對象。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得天獨厚,他掌握的資源是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相比擬的,這是特惠制度在中國成功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之一。

第二點,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掌控很多資源,計劃經濟時期掌握的資源說不定比現在還大,當然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差異,但是另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我們認為是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一方面,他們掌握了很多資源,另一方面,有一些還沒有被我們完全認識清楚的激勵機制,讓他們來調配資源。計劃經濟時代就沒有激勵機制,這個激勵機制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還在研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就不展開了。

第三點也是中國特殊的地方,中國不是中央政府在做這樣的事情,是由好多地方政府在做。這確保了特惠制度覆蓋面很大,不是只有幾十家或者幾百家,而是幾千家甚至幾萬家企業可以從中獲益。

接下來,資源向誰傾斜,到底是誰在特惠制度中獲得了特別的好處?我不多展開,這是我們做的資料比較。中國跟所有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是,公司層面資金運行成本,一般發展中國家規模越大的企業資金運行成本越高,而中國正好相反。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經營成本確實比私營企業低,但是私營企業隨著勞動力規模增加,運行成本在下降,這是全球範圍內到目前為止發現的獨一無二的現象。

media2

我們有很多一系列的證據,我沒有辦法展開,最後講一下制度的局限性和將來可能改變的方向。中國的特惠制度是錦上添花的制度,不是抽肥補瘦的制度。勞動力占比偏低,消費率偏低,都是消費特惠制度帶來的問題。產能過剩本質上來講是退出機制不合理的問題,經濟增長和官員利益之間的關聯程度太高了,特別是短期經濟增長和官員各種利益之間的關聯太高了,導致退出機制出現問題。

還有未來資源向誰傾斜,過去20年推行特惠制度比較容易,因為操作空間很大。一方面資金成本比較低,另一方面資本的邊際回報很高。右邊這幅圖是2004-2013年中國總體資本回報率,2004年之前中國總體資本回報率長期穩定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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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多閒置資源不管調配給誰,往往成功概率非常大。過去十年資本回報率下降非常快,目前已經下降到10%以下了。現在中國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資金運行成本也很高,接近7%。這個時候,挑選誰來給予特惠,資源向誰傾斜,這個時候風險會大很多。所以,特惠制度有它的歷史局限性。

將來選擇什麼,無非就是,我們是繼續走這條路,還是慢慢向普惠制度轉變,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我不想過多地討論。不管往哪裡走,這兩個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之間是互補的關係,政府掌控資源的大小和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如果要改就要兩個都要改,或者兩個都不改,最壞結果就是你改其中一條腿,不改另外一條腿。

時間已經到了,我就講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