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 ︳2015-07-10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7-10/100827773.html

【財新網】（專欄作家 宋錚）國企改革的進退和反復可能就是國企的“宿命”。

先從國企存在的意義講起。給定國有企業效率低於非國有企業（這是個久經考驗的經濟學命題），國企為什麼不退出市場經濟？一種教科書式的說法是市場失靈。不過，大多數市場失靈都可以用經濟政策或管制糾正，真正需要國家所有制來解決的市場失靈並不多。

有人講國企繳稅多，這種說法也有問題。考慮國有企業從銀行和政府獲得的各種顯性和隱性補貼，國家很可能還是吃虧的一方。比如，以單位資本計算稅率，國有工業企業的稅負就會低於非國有工業企業。

又不知從何時開始，把國企“做大做強”成了口號。背後的潛臺詞是“做大做強”之後，國有企業可以比非國有企業更有效率，因此也就沒有探討國企存在意義的必要了。這幾年國企的確是做大了，中國企業從上世紀90年代Fortune Global 500榜上的個位數膨脹到現在的70多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國企）。不過，“做大”並不意味著“做強”（下面有專文論述），除少數明星國企，大多數國企在“做大”後對參與全球競爭興致缺缺（花錢採購除外）。

如果純粹的經濟邏輯行不通，那麼還可以尋找政治邏輯。一個普遍的認識是國企是党和政府領導和治理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領導層掌握的各種經濟要素和行政力量可以幫助他們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但也有例外。除了掌握資源外，領導層可以通過控制國企直接介入社會和市場，在短時間內實現他們的意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此外，從長遠來看，保證相當規模的國有經濟的存在對於維護中國穩定也有相當的作用。

國企存在的意義既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從經濟邏輯講，國企存在是成本大於收益，而從政治邏輯講，對於領導層，國企存在是收益大於成本（參見奧斯陸大學王一凱的論文：Will China Escape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 Politico-Economic Theory of Growth and State Capitalism）。在國有經濟陷入絕境的二十年前，國企運行成本太高：半數以上的國企在虧損、數以千萬計的冗員、國有銀行30%以上的壞賬率。從圖1中可以看到，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大約只有相同工業行業（按兩位數行業代碼劃分）的非國有工業企業的三分之二。在國企效率如此低下的情況下堅持党的領導、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在經濟上已經不可持續。這種經濟壓力導致黨和政府做出讓步，即使犧牲政治利益，也必須“抓大放小”。

圖1: 國有工業企業相對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

注：首先計算按兩位數行業代碼劃分的每個行業的國有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與非國有工業企業的比例，然後以國企分行業從業人數為權重，計算國有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與非國有工業企業比例的平均值。勞動生產率為主營業務收入與從業人數的比值。

不過，根據我和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謝長泰（Chang-Tai Hsieh）過去幾年的研究，國企改革的確取得了不小成就（Hsieh and Song, Grasp the Large, Let Go of the Sm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 forthcomi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圖1中勞動生產率比例從過去的三分之二上升到2007年以來120%左右的水準，即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同行業非國有企業還要高兩成。

但是，勞動生產率不一定反映生產效率。就衡量生產效率的通用指標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而言，2007年國有企業的中位數依然比非國有企業低四成左右，相當部分國有企業的TFP相對非國有企業的比值在0.4到1之間（圖2）。測量誤差和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都可能造成觀測到的勞動生產率較高而實際生產效率較低。根據2004年的經濟普查資料，國有企業職工的人力資本（按受教育年份換算）比非國有企業高10%以上。如果用人力資本調整後的勞動生產率，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的差距會減少一半以上。此外，由於外部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國企更願意用資本替代勞動。即使我們比較的是相同工業行業內部的勞動生產率，但依然不能完全控制同行業內部生產技術的差異，這也可能導致生產效率較低的國企反而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

圖2: 國有工業企業生產效率（TFP）的分佈

注：圖中的生產效率（TFP）是指相對同一工業行業（按兩位數行業代碼劃分）非國有企業TFP中位數的比例。樣本是同時存在於1998和2007年調查資料中的企業（即排除了所有進入和退出的企業）。

所以，值得驕傲的恐怕不是國企現在的“強大”，而是國企在過去20年間對非國有企業的追趕。就生產效率而言，1998年國有企業TFP的中位數只有非國有企業的48％，而2007年上升到61％（圖2）。但是，國企效率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市場。還是根據我和長泰的研究，減少冗員和加強國企之間的競爭是提升國企效率的重要途徑，而要做到這兩點，恐怕都離不開市場。具體說來，根據國有企業勞動收入占比和勞動生產率相對於非國有企業的變化，我們估計90年代中期國有工業企業冗員比例高達30％以上。到了2007年，冗員比例已經下降到10％。通過關閉、出售、重組冗員比例較高、虧損經營的小型國企（即“放小”）是減少冗員的關鍵。此外，國企之間競爭的加劇還可以解釋將近三成國企TFP的上升。

“螺旋式上升的歷史”是我中學時代學習唯物辯證法的一句名言，套在國企改革身上，倒是蠻恰當的。國企搞不好的時候，改革是主旋律，國企搞好了一些，想深化改革就千難萬阻。在中國經濟變得更加開放和市場化的今天，國企改革如果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路倒退回那灰暗的90年代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國企存在的邏輯和國企改革的歷程，似乎預示著國企改革只有再次到了困難時期才能有實質性的突破。但願這樣的“螺旋式”變化不會太拖累中國經濟，也但願這是個“螺旋式的上升”而非“螺旋式的下降”。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是2013年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原文刊於香港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