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 ︳2015-06-30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6-30/100823765.html

【財新網】（專欄作家 宋錚）在人口快速老齡化和空賬規模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中國養老金制度何去何從一直是一個政策熱點。雖然學術論文並不必然具備現實性和操作性，但這次我要介紹的研究卻有旗幟鮮明的政策含義。首先，為了實現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改革實在必行。更加重要的是，儘管必須要改，但卻應當推遲改革的時點，因為這意味著（相對貧困的）當代人能獲得客觀的福利收益，而（相對富裕的）未來人群付出的福利損失卻很少。

代際共用高速增長

經濟高速增長往往伴隨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其中代際不平等是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2000年參加工作的職員薪酬現值是1970年參加工作的職員的6倍。由於傳統家庭保險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貧困現象越來越普遍。我和三位歐洲學者即將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的論文研究了不同養老金制度對代際共用高速增長的影響。我們的理論特別適合研究中國的情況。討論中國養老金制度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個制度的可持續性。給定現行法定條款和人口預期，中國養老金制度承諾的收益現值高於繳費現值。這就意味著增加繳費或降低給付的改革遲早是要推行的。一些國外經濟專家指出，為了防止未來產生危機，中國應當立即行動起來，像Augusto Pinochet政府主導的智利改革一樣，轉向基金式的養老金制度。根據我們的研究，這樣的結論太過草率。如此“嚴格”的處方忽略了廢除代際轉移支付在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中可能產生的巨大福利損失。

當今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像是西方國家引入現代養老金體制的情形。美國在1935年引入社會保障制度，力圖消除老一代人口的貧困，因為很多人在大蕭條中損失了很多財富。二戰後，產出（和人口）增長率很高，養老金制度在西方國家大幅擴張。同時，廣泛存在的金融問題抑制了私人儲蓄的回報率。這些國家的養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屬於現收現付（Pay-As-You-Go），即職工繳費用于支付當前的養老金，而不是儲蓄起來用於支付繳費人群的未來養老金。這種養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資助了相對貧困的初始老年世代：他們沒有繳納過養老金，卻獲得了養老金收益。

與之類似的是，快速發展的中國也面臨著資助不幸的一代人的問題，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勞動力，並且在基本沒有向養老金制度繳費的情況下退休。但是，西方案例帶來的困惑恐怕比啟示更多。在經濟和人口增長逐漸放緩的情況下，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養老金制度被普遍認為是發達國家的負擔，比如它造成了很大的稅收扭曲，降低了人們儲蓄的積極性。如果經濟和人口增長趨緩，中國會不會後悔建立了這樣的養老金制度呢？我們的研究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不會！

我們的結果來自於經濟學的一個經典論證：如果儲蓄利率長期低於工資增長率（這種情況稱為“動態無效”經濟），引入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是雙贏的，因為所有世代，包括未來世代，都可以從中獲益。但是當經濟為動態有效時，就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的主要發現是，即使這樣的午餐不是免費的，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也能付得起這一餐，而且實際上還很值。這裡的主要原因是，即使利率可能在未來會超過工資增長率，由於中國所面臨的轉型期很長，只要轉型期間的工資增長率超過利率（我們估計這樣的轉型期會持續到2040年），向低收入退休人員支付比較慷慨的轉移支付的成本就不會很高。由於幾十年後參加工作的未來人群的工資很高，由他們承擔上述成本只會造成很小的福利損失。

定量分析和政策實驗

我們的理論模型可以讓我們做一些有趣的定量分析和政策實驗。定量分析養老金制度的前提是預測未來的工資和人口增長率。經濟學家的預測水準經常受到質疑，我們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最好。我們對未來二十年工資增長率的預測不算太樂觀，平均在5%左右。預測城鎮人口增長率（中國農村養老金制度尚在起步階段）的準確性會更高一些。在考慮了城鄉遷移的因素之後，我們發現直到2030年之前，城鎮老齡人口撫養比基本上維持在20%以下。這對維持現有養老金制度而言是個好消息。

現在我們可以做各種各樣的改革中國養老金制度的政策實驗了。首先是調整收益的即時改革，目的是確保制度的可持續性。我們定義這個政策為基準改革：對於所有2013年後退休的職工，永久性地大幅調低他們的替代率，從60%到39%；而對於已經退休的職工，則不會違背養老金承諾。

我們還考察了其他三類改革。第一類稱為延遲改革（Delayed Reform），也就是中國養老制度的規則直到 2050年才會發生變動（我們證實這是最優的改革時間）。之後，永久性地降低替代率，使得養老金制度實現收支平衡。相對於2013年的基準改革，現在的人群會從延遲改革中獲益。在2013到2050年間退休的人群平均而言會享受到等價於其生命週期消費水準16%的福利收益。後續群體要承擔延遲改革的成本。但由於他們的收入很高，福利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類改革稱為完全基金制改革（FF），即用完全積累的個人帳戶制度取代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養老金。我們發現2059年之後退休的人群會從FF改革中獲益，而之前的人群則會受損。同樣的道理，由於之前的人群收入偏低，他們的福利損失要大很多。

第三類改革是轉向非基金制的現收現付制度（PAYGO），即在養老金預算平衡大條件下，替代率由撫養比內生決定。給定中國的人口轉型情況，越早退休的人群從PAYGO制度中的獲益越大，承擔成本的則是2045年之後退休的人群。這類改革會產生相當大的福利收益，原因在於這項改革使得相對貧困的當前人群能夠與未來人群共用高速經濟增長的收益。此類改革所產生的稅收扭曲比FF改革更大，但其福利收益超過了扭曲所帶來的福利損失。

下圖展示了相對於基準改革，上述各類改革使得每個群體獲得的福利收益。如上文所述，PAYGO和延遲改革對於早期世代產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且分別在2045和2050年之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世代蒙受的損失很小。相反，FF改革使得早期世代遭受大規模的損失，而未來世代的收益卻很小。

在以上四種方案中，PAYGO改革的代際轉移支付力度最大，創造的福利也最多，而且也有便於管理的優點。此外，除完全基金制外，其他三種改革方案模擬的都是名義帳戶制度（NDC）。由於PAYGO改革的重點是養老金每期收支的總體平衡，而養老金在退休職工間的分配依然遵循現有規則，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講，這就是實現養老金收支平衡的名義帳戶制度。

我們的結果主要取決於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兩個典型特徵：轉型期的高工資增長以及儲蓄的低回報率。選取何種利率顯然很重要。有些美國學者假定中國政府能夠使養老基金獲得12%的無風險年收益率。不出意料，他們發現完全基金制優於現收現付制。我們認為，中國養老基金要獲得如此高的回報率是不現實的。我們的計算則是基於如下預期：中國養老基金的回報率類似於以往投資多樣化（且運營良好的）養老基金所能獲得的回報率，比如瑞信所提供的回報率。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研究再一次詮釋了一個普遍的原則，即機械地將成熟經濟體的政策建議照搬到發展中或新興經濟體中可能是有誤導性的。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是2013年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本文原刊於香港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