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 ︳2014-08-27
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8-27/100721772.html
【財新網】（專欄作家 宋錚）近10年來，中國經濟學幾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認同現代經濟學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運用其具體方法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這種認識上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學術型研究的發展，最明顯的就是很少有人再強調創建獨立于現代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了。
作為一名經濟學後進，探討這樣大的題目有些力不從心。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重要，已經超越了純粹經濟學研究的界限，所以斗膽寫些個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從國際比較方面來說。如同其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也可大致分為兩類，思想型和學術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但最近50年來，學術型研究幾乎成為主流經濟學的全部。
學術型研究又可大致分為問題導向型研究和技術導向型研究。問題導向型研究包括以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為推動力的研究，而技術導向型研究包括以資料和方法為推動力的研究。舉個例子，最近幾年湧現了一批研究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成果，其中大都屬於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屬於技術導向型研究，立足於新方法的開發或新資料的整理。當然，技術型研究最終也必須落實到具體問題。但這類研究之所以得以進行的主要原因是技術層面上的優勢。
經濟學的主體是應用學科。無論就高品質成果的數量和影響力而言，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都佔據主導地位。理論問題導向型研究是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的基礎，技術導向型研究則是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的重要補充。這是當前經濟學研究在歐美國家的基本架構。
中國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點。20年前，中國經濟學以思想型研究為主，針對經濟體制的基本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響深遠的成果。近20年來，伴隨中國經濟的全面市場化，伴隨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國際化，學術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發展，現代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和科學方法已經成為各個年齡段經濟學家的共同語言和主要研究手段。
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完成學術語言的轉型，這是全體中國經濟學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輩學者的寬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稱道。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現在已經沒有多少學者還在強調創建所謂獨立于現代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事實上，近10年來，中國經濟學幾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認同現代經濟學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運用其具體方法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這種認識上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學術型研究的發展。
“日益增長的現實問題需求和逐漸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漸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其實也是經濟學全球化的體現，而且是一種以美國問題和價值觀為主導的全球化。
但是，在充分肯定這一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雖然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相信客觀的批評是繼續前進的動力。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技術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國資料做中國問題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國資料做以美國問題為導向的工作，還包括用新的理論模型來重新闡釋一些中國問題的工作。與此相對應的是，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相對少了些，很多重要的現實問題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雖然有不少探討，在各類媒體上各式各樣的觀點看法也層出不窮，但有深度有系統的研究並不多見。
對比歐美國家，我們的差距不小。在美國，如果出現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一般都能找到幾位在該領域做過系統研究的學者，發現一些參考價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題目，也可以預期在幾年內就湧現一批專業的人才和成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有關金融危機的工作。
造成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國內高水準經濟學家的供給不足。一些學者雖然熱情高漲，但欠缺系統訓練和批判性思維，研究往往流於表面。我想強調的是，比較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從中央到基層，從經費劃撥到職稱評定，國內權威和國際期刊論文數量已經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之一。另一方面，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涉及的內容相對較多，研究週期相對較長，對學者的綜合能力要求也相對較高。因此，對中青年學者來說，他們面對一個投入和產出的權衡。做技術導向型研究要相對簡單一些，時間短，成果發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不得不為生存需要讓步。事實上，我甚至認為“日益增長的現實問題需求和逐漸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確的是，在學術發展的初級階段，計算高品質論文數量的做法是有積極意義的。畢竟高品質論文發表的本身就說明同行對這項工作的肯定。在過去的20年間，對高品質論文的重視是對中國經濟學客觀評價體系缺失的一種糾正，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但是，我想同時指出，“逐漸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其實也是經濟學全球化的體現，而且是一種以美國問題和價值觀為主導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認識這一點就無法甄別背後隱含的負面因素。
這種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美國學者，包括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學者構成主流經濟學的主體，非美國學者在不知不覺中被邊緣化。如果全球95%的經濟學家都在研究以美國問題為導向的所謂理論問題，難道有助於人類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國是經濟學研究的高地。如果經濟學是純理論研究，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化無疑有助於知識的創造和積累。但是，經濟學主要是一門應用學科，研究涉及各類現實問題，不少具有比較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也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制比較特殊的大國，我們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國問題和價值觀為主導的全球化。
用一個比較極端的說法，如果全球95%的經濟學家都在研究美國問題或以美國問題為導向的所謂理論問題，這種局面是否有助於促進全人類的福祉？我們已經討論了中國投身於全球化的好處，現在來舉兩個例子談談負面的影響。
我在三年前訪問臺灣中研院的經濟所，那裡有很好的經濟學家，有些堪稱世界一流學者。在過去的十幾年，管所長和彭所長推進的國際化取得了很大成績，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專家聊聊臺灣過去50年的經濟發展，這對認識中國的現狀、判斷中國的未來很有幫助。很遺憾，他們告訴我整個經濟所只有一位研究員懂臺灣經濟，目前還不在臺灣。所幸當時有位康奈爾大學的老先生HenryWong在經濟所訪問，他是臺灣經濟專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淺。臺灣當然有其他機構專門研究臺灣經濟。但是，在臺灣知識界精英雲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臺灣經濟專家，這不得不說是經濟學全球化造成的一種資源錯配。
這種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美國學者（包括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學者）構成主流經濟學的主體，非美國學者在不知不覺中被邊緣化。由於遠離美國，無法深入美國的現實問題，很多人最終選擇了技術導向型研究。
偏重技術導向型研究的負面影響是削弱對於現實問題的判斷力，臺灣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再舉一個中國的具體事例。過去幾年美國的政界、媒體乃至學界都在批評中國通過操控匯率來實現貿易順差。這種言論可以說是深入人心，從輿論上給中國政府和中國經濟施加了很大壓力。其實，從操控匯率到貿易順差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中也做不到。
學過宏觀經濟學頭兩節課的學生都應該知道，貿易順差和淨儲蓄（即儲蓄與投資之差）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通過操控匯率來影響淨儲蓄幾乎是天方夜譚。有趣的是，在我們這次獲獎的論文《中國式增長》之前，竟沒有經濟學家站出來挑戰這個顯然的謬論。西方學者的沉默不難理解，中國學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討了。
事後看來，美國政界和媒體對經濟表現良好的國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種貌似雄辯的言論背後也並不總有令人信服的邏輯，比如最近對於德國貿易順差的指責，無聊得可笑。國家利益永遠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佔領道義的制高點。中國作為一個有其特殊性的大國，有一批精通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又立志中國現實問題研究的學者，在推動現代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同時，對內可以為經濟發展獻計獻策，對外還可以增進交流，減少言論上的摩擦，消除觀念上的誤區。
更糟糕的是變相的“洗腦”，“逐漸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使得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更有傾向性。而中國需要的經濟學研究是“現代經濟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問題的國際化”。
危害更大是變相的“洗腦”。我最近做了一項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績效的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相對於非國有企業的績效提升很快，大型國有企業尤其明顯。有趣的是，我們在宣講這項工作的時候，一些學者告訴我們他們幾年前就有類似的發現。當我們問他們為什麼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們對這一發現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學術界更容易接受國有企業績效相對下降的結論。要發表違背西方主流觀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風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覺有些學者先驗地排斥國有企業績效提升這一發現，覺得一定是哪裡出錯了。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國有企業績效是否確實有所改善，而在於學者對各種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開放的研究態度。不自覺地偏向某些觀念，比如國有企業一定搞不好。對一些確實存在的事實持有盲目否定態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觀念的一種“洗腦”。
前面說明了偏重技術導向型研究的各種問題，那中國現在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研究？或者更具體地說，需要什麼樣的現實問題導向型研究呢？我在復旦大學的老師袁志剛曾經講過，我們要做的事是“現代經濟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問題的國際化”。我覺得這兩句話就是對中國所需要的經濟學研究的高度概括。
現代經濟學的本土化其實就是以中國經濟現實情況為導向，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推動和發展現代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國界和政治經濟體制的，本土化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也是用中國元素去豐富現代經濟學。中國問題的國際化是更高更長遠的綱領。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和現代經濟學中國元素的增加，我們不僅希望更多的中國學者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國際學者加入我們的隊伍。中國經濟已經註定成為世界第一。但願在不太遙遠的未來，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問題成為最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這是中國軟實力提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實現這兩句話呢？我覺得首先需要避免過分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建立標準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是提高研究品質的方法之一，它的特點是可以簡單有效地甄別出那些採用非科學方法或者胡亂套用現代經濟學的低水準研究。或許並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發表在頂尖學術期刊，但頂尖學術期刊基本不會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標準化學術評價體系的局限性，特別是認識到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發表有關中國現實問題研究的困難。鼓勵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延長考核週期，減低論文數量的重要性，都應當有助於年輕人專注大的、有趣的現實問題，而非解決那些美國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國小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培養人才隊伍。我總結了一個“四有新人”的標準：有獨立思想，有現實意識，有扎實的學術功底，有全球的學術視野。老一輩學者在前兩方面做得很好，而我們的優勢在第三點。向前輩學習他們的獨立思想和現實意識，並發揮我們自己的特長，是我們這代學者成功的基本要素。最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不能閉門造車，一定要具備全球視野，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經濟問題的國際化。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是2013年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