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金融評論 ︳2018-07-09
趙洪岩、盛柳剛： 2018年端午前後，中美貿易摩擦陡然加劇。美方宣佈根據301調查將在7月6日對首批原產於中國的340億美元進口產品實施25%的關稅。中方隨即反擊，決定對美國出口中國的等值產品加征等值關稅。特朗普強硬表示，如果中國採取報復措施，將對高達40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徵收10%關稅。這一幕劍拔弩張的形勢與1999年兩國達成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十年前克林頓政府努力促成的中國加入WTO也被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認為是一個“錯誤”。從支援中國加入WTO到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標誌著中美經濟貿易關係從戰略合作走向戰略競爭的轉折。中美雙邊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兩國的經貿關係則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中美經貿關係這一轉折的深層次原因，以及兩國經貿關係走向戰略競爭所帶來的挑戰和應對策略。
中美經貿關係之變局
克林頓執政的第二個任期內，中美經貿關係開始回暖。1997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宣佈中美兩國將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經過多年談判，1999年美國批准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掃除了中國加入WTO的主要障礙。中國在2001年順利成為WTO成員國，兩國雙邊貿易和投資迅速增長，這一時期是中美經貿關係最為和睦的蜜月期。
2001年小布希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就將在克林頓任期內確立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冷藏起來，重新將中國確立為戰略競爭對手。2002年3月布希政府對將近一半的鋼材產品進口也實施了最高達30%的關稅和配額，主要針對的目標就是歐盟、中國和日本。但由於“9.11”事件，恐怖主義襲擊美國本土，布希政府不得不將重心轉移到反恐戰爭，中美因此加大了反恐和經貿上的合作。2011年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戰略，其中一個重要的舉動就是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目的就在於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遏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同時，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對中國發起了42件反傾銷案件調查和34件反補貼案件。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踐行“美國優先”，宣導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大大激化了貿易摩擦。2018年初開始，美國採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一月份對進口大型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分別徵收最高稅率30%和50%的關稅。二月份對中國進口的鑄鐵污水管道配件徵收68.37%至109.95%的反傾銷關稅，對中國鋁箔產品徵收48.64%至106.09%的反傾銷稅，以及17.14%至80.97%的反補貼稅。三月上旬根據“232”調查，宣佈將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對此，中國商務部發佈了對原產於美國的水果、豬肉等30億美元進口商品的中止關稅減讓產品清單。三月下旬，美國“301”調查裁定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權，四月初發佈清單擬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高科技產品在內的總值500億美元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立即回應決定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總計500億美元的產品加征25%的關稅。
雖然中美雙方就經貿問題進行了多輪磋商，但美方堅持其強硬立場，繼續推進對500億美元自華進口的懲罰性徵稅。6月15日美國政府發佈了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對約340億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征關稅措施，同時對約16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開始徵求公眾意見。中國政府隨即表示，對原產於美國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其中對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約340億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征關稅，對其餘商品加征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告。特朗普威脅如果中國進行貿易報復，將對額外的4000億美元自華進口徵收10%的關稅。從法律意義上講，中美雙方正式進入貿易戰。
中美經貿變局之原因
從二十世紀末的中美經濟合作共贏到二十一世紀初葉的中美貿易戰，標誌著中美經濟貿易關係從戰略合作走向戰略競爭的變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變局的根源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中國經歷了四十年高速經濟增長，在經濟實力、國際貿易和投資、科技水準等多方面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中美技術差距的縮小使得兩國貿易格局已經慢慢從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的行業間貿易進入到由規模和技術優勢驅動的行業內不同產品之間的貿易。第二，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雖然在全球範圍內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同時助推了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上升，因此，反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第三，美國深陷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的泥潭，最近幾年經濟才開始明顯復蘇，美國開始感覺到中國崛起的威脅。第四，特朗普宣導“美國優先”，他的當選體現了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打貿易牌讓特朗普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經過四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78年中國GDP是美國GDP的 6%左右，而到2017年這一數值是63%，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增長速度更快，在世界貿易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不到一個百分點上升到2017年的10.5%，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同時，中國也是全球跨國公司青睞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從1980年的5700萬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1310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國家之一。而且，中國已經不僅僅是“世界生產工廠”，從全球產業鏈的區域分佈來看，目前已經形成了以美國、德國和中國分別為中心的北美、歐洲和亞洲產業鏈。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科研投入和產出也有了明顯的提升，中美技術差距顯著縮小。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最新發佈的《2018年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顯示，2000-2015年間中國研發投入年均增長超過18%。R&D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89%提高到2015年的2.07%，接近美國的2.74%。中國授權專利數量也由2000年的6446件上升到2016年的322484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同行評審學術期刊中發表論文也穩步上升，數量占世界論文總數比例從2006年的12.1%升至2016年的18.6%，而同期美國占比從24.4%降至17.8%，中國躍居第一。
技術進步提升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0年《財富》全球500強中，中國上榜的企業只有9家，而2017年中國上榜的企業則達到115家，緊隨排名第一的美國（132家），遠超排在第三位的日本（51家）。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所取的成就也是世界矚目，高鐵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在移動支付領域，中國的步伐無疑比歐美發達國家邁得更大更快，支付寶和騰訊微信正在迅速地將中國帶入無現金社會。在全球通信網路設備市場上，2006年成立的創業公司大疆，今日已經成長為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的領頭羊，在北美佔據一半以上市場份額。
中美技術差距的縮小給中美貿易格局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在中國剛剛加入WTO時，中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如紡織業和輕工業。從美國的進口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大豆、汽車、飛機。而如今，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資本密集度也在不斷提高。據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8.95萬億元，增長12.1%，占出口總值的58.4%。其中，汽車、電腦、手機出口分別增長27.2%、16.6%、11.3%。同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3.08萬億元，增長6.9%，僅占出口總值的20.1%。隨著中國技術水準的提高，中美貿易格局已經慢慢從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的行業間貿易進入到由規模和技術優勢驅動的行業內不同產品的貿易。已逝經濟學泰斗保羅·薩莫爾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如果中國在美國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裡如高端製造業技術進步加快的話，中美之間的貿易將不再是襯衣換飛機，而是飛機換飛機，美國的比較優勢會被削弱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進而使得美國經濟和人均收入下降。此次美國發動針對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貿易戰，也體現了一部分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們對中美技術差距縮小的擔憂。
對於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和國際貿易，美國一直有兩方面的態度。一種態度認為中國經濟生產效率的提高能為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提供廉價的消費品和中間產品。另一種態度則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削弱了美國的製造業，並導致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失業，而且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已經威脅到了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克林頓執政時期第一種態度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但目前特朗普政府基本上由持第二種態度的鷹派人物組成，包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代表萊特希澤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除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本身的原因之外，還有三個因素促成了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首先，過去三十年全球化進程加快，跨國公司的全球性分配產業鏈和國際貿易的上升雖然在總體上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但也導致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惡化。2013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奧特爾、西班牙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的大衛·多恩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戈登·漢森在《美國經濟評論》合作發表了一篇影響和爭議極大的文章：“中國綜合症：進口競爭對美國地方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他們的研究指出，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導致了美國150萬製造業工人的失業，也降低了勞動參與率和工資，同時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失業、殘疾、退休和醫療等方面的轉移支付。他們後續的研究也表明，美國經受中國的進口競爭越厲害的地方，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就越傾向於將選票投給特朗普。
其次，2007-09年間的次貸危機使得美國經濟深陷泥潭，最近幾年經濟才明顯復蘇，而中國的經濟增速雖然放慢，但仍保持在年均增速6%以上。按美元現價折算，2006年中國GDP是美國GDP的 20%，但到2017中國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63%！這一變化使得美國人開始體察到中國崛起對自己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威脅。同時，金融危機後經濟復蘇緩慢，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受到負面影響比較大，導致了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在“鐵銹地帶”深受歡迎，他所宣導的貿易保護措施是他能夠當選美國總統的重要原因。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是美國主要鋼鐵生產州，這三個傳統民主黨的票倉在2016年反轉為幫助特朗普拿下總統寶座立下了汗馬功勞。
最後，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是特朗普宣導的“美國優先”在國際經濟貿易關係的自然延伸。特朗普本人極其信仰重商主義，他堅定的認為美國貿易有逆差就是美國吃虧了。所以美國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盟國的鋼鋁產品的進口已經加征關稅，特朗普還威脅對歐盟出口美國的汽車加征關稅。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因為汽車零件的問題面臨著談判破裂的危險。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全面從宣導自由貿易轉向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是中美經貿關係轉折的關鍵因素。
挑戰與應對
如何應對中美經貿關係由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當今世界經濟最大的挑戰是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美國的鋼鋁貿易戰烽火已起，中美貿易戰也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一場美國和主要交易夥伴間的貿易戰或將不可避免，而且很大可能還是一場持久戰。
首先，我們需要避免的一個誤區，中美經貿關係轉向“戰略競爭”，並不意味這中美之間走向“戰略對抗”。中美雙邊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如果兩國之間走上對抗之路對兩國人民和世界都是不利的事情。根據我們的測算，如果中美之間對自對方500億美元進口加征25%關稅，中美的出口損失分別為154和120億美元，但由於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出口損失占兩國各自出口總額的1%不到。如果中美貿易戰不再升級，對兩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使7月6日雙方開始加征關稅，中國政府仍然應該積極與美國進行磋商儘早結束懲罰性關稅，引領中美經貿關係回歸正常化軌道。
第二，中國應該尋求一條共贏共用的全球化道路。中國有空間有能力主動降低關稅擴大進口。2016年中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為7.8%，美國平均關稅為2.9%，因此中美的關稅差異已經不大。中國關稅水準從1992的40%下降到目前水準，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但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的失業。而如今中國的企業比二十年前更具有競爭力，因此也將能承受得了關稅進一步下調。中國日益增長的市場也是各國出口商和跨國公司新增利潤的主要來源。同時，中國的製造能力也為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跨國企業全球產業鏈上的製造環節提供了保障。比如，如果沒有眾多處於蘋果產品供應鏈中的中國公司，難以想像蘋果的產品如何能夠及時滿足全球消費者的巨大需求。因此中國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存在巨大的合作共贏的機會。
第三，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對現存多邊貿易體系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堅持在WTO框架下解決貿易摩擦。中國應該迅速有序推動區域投資貿易自由化，如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歐雙邊投資協定。在美國針對多國發起不同形式的貿易戰時，中國需要積極與其他國家共同合作，不僅可以降低特朗普貿易戰對本國出口企業的負面影響，而且區域投資貿易自由化也將有助於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盛柳剛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貿易與發展研究計畫主任，趙洪岩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經濟學家)